在复旦上医的校园里
就有一座国内最早成立的人体标本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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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
馆内陈列着 1000 多件珍贵馆藏
这里的医学标本有着医学和生命的温度
今天来和小编一起认识
其中的几件藏品吧！
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一角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基础，是认识人体奥妙，掌握人体科学的必要学科。
位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人体标本陈列室，创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馆内陈列着 1000 多件珍贵馆藏，都代表了生命最无私的馈赠。有师生们亲自制作的血管灌注标本、1951 年手工制作的一套独一无二的人体胚胎蜡像、1913 年取材于印度人的皮肤组织切片、距今 500 余年的明代古尸、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手术导航系统……
这里不仅是一部立体的医学教科书，也是探索人体奥秘、医学职业引导的窗口，更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在这里，医学标本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着医学和生命的温度；在这里，有科普知识，也有人生大课，更承载着上医解剖学科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及解剖学科一代代学者薪火传承的精神源泉。
筚路褴褛，以启山林
藏品名称：
显微操作与注射仪
藏品年代：
1930 年
1934年由时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务长、解剖学科主任张鋆从美国带回国内的显微操作与注射仪
上医的解剖学科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如今的基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源于 1927 年的解剖科，是上海医学院创立伊始最早成立的科室之一。
1956 年，解剖科分拆为解剖教研室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并有半数教职员工被派往重庆，参与重庆医学院的建立。2002 年，在系室调整中，两个教研室合并成立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解剖科的首任系主任由上海医学院创始人之一、著名外科专家任廷桂教授兼任。1928 年，著名医学教育学家、解剖学家张鋆教授继任主任直至 1946 年。在解放前 20 多年的艰苦创业时期，先后还有王有琪、齐登科、郑思兢、王永豪等教授相继到系工作，他们是学科的奠基人，并为学科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卢于道、范承杰和外籍专家雷门、谭忧黎等著名中外专家也曾在系里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解剖学科相继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如蒋文华、谷华运、陈丽琏、胡则揆、于彦铮、钱佩德、成令忠、陈芝仪、陈耀良、童夙明、王惠仁、周孝瑚、沈宗文、沈馨亚、左焕琛、罗宝国、刘才栋、彭裕文、钟翠平、王克强、王海杰、谭玉珍和李瑞锡等，他们共同促进了学科深入持久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近年来，在学科带头人周国民、宋志坚和李文生等教授的带领下，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正在再创新的辉煌。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解剖学科已被建设成为一个国内一流、享有国际声誉的学科，是国内最早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学科，也是国家“211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主要承担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的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和高级师资培训等工作。
1927 年上医初建时，解剖学科主任由红十字会医院外科主任任廷桂兼任，科内仅有一名工友。随着时代的变迁，一部500余人、95年的学科发展史渐次展开。
这一切都要追寻到上医解剖学科的开山鼻祖之一——著名的解剖学家张鋆教授。1928 年，张鋆教授由湖南湘雅医学院来到上海，在中国人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任教育长、解剖学教授。到校后不久，学校改建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建院伊始，行政事务繁重，许多工作，如人员安置、设备添置、人才培训等都要从头做起。张鋆秉公办事，平易近人，颇得人心。他还亲自承担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的教学工作，并且连标本模型的设计与制作、解剖学材料的收集与保存都亲自动手，没有一点教授架子。
张鋆的亲力亲为从人体科学馆内陈列着的一台有着 90 年历史的显微操作与注射仪中可见一斑，这台仪器历经岁月时光打磨，仍显簇新。在人们看来，这台仪器就像个铁疙瘩。它自重 10 多公斤，1930 年产于德国，1934 年由时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务长、解剖学科主任张鋆从美国带回国内。80 多年前，远隔重洋，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一位中国教师随身将这样宛若千斤顶一般的精密仪器千里迢迢带回国？
20 世纪 30 年代，旧中国羸弱不堪，西方反华势力猖獗，更有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的脑沟回模式和欧洲人不同，和猴子更为相似，是‘劣等民族’”。面对这样的辱华言论，在当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封建社会，张鋆用医学实验辟谣，亲自解剖研究了50 个中国人尸体的大脑。他将研究结论以英文发表在当时的《美国人类学杂志》上：“中国人的脑沟回模式与西方人并无不同。”这项权威研究给了西方人当头棒喝，正是这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身体力行。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淞沪战争，完全摧毁了上海医学院的吴淞医学基地。次日，张鋆不顾生命危险，踏着战火余烬，只身绕道赴吴淞，抢救残存的切片、模型、显微镜等公物，而个人物品一件没拿。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他一家八口靠借的几条毯子才渡过了难关。
正是靠着前辈们筚路褴褛的开创精神，上医解剖学科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师资需要，张鋆特聘请了国际著名的奥地利解剖学家谭忧黎（Tandler）教授来校任教。他们重视人体标本的形态学教学方法，如张鋆教授采用边讲边画的动态授课模式，影响了几代教师；谭忧黎教授发明的谭氏血管注射剂，提高了对动、静脉血管的观察效果，直到现在陈列室内还珍藏着他亲自制作的标本。
解放后，张鋆参加制订国家第一个科技十年发展规划时，就将调查测定中国人体质正常值定为医学发展规划第一项课题，并于 1964 年将此任务交给上医解剖学教研室负责组织完成。虽然其间历经波折，但最终课题得以完成，并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60 年，由张鋆主编的《人体解剖学》出版，成为解放后第一部高等医学院的统一教材。1962 年该书再版时，他破格任用一批青年教师，并在他的领导下，集体编成了一部比原书质量更高的教材。
1985 年，在张鋆教授指导下的学生参加了第十二届国际解剖学大会，拿出了解放后中国人民独立研究得到的新成果，从而修正了世界近百年来对脑、脊髓结构原则的认识。
张鋆还进行了 30 多项卓有成效的科研课题，为祖国医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誉为“中国现代解剖学的先驱”。
正是在一代代师者的辛勤耕耘下，上医解剖学科先后培养了王有琪、齐登科、郑思競、胡哲揆、王永豪等教授，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我国著名的解剖学专家。同时，上医人体解剖学科还秉承立足上海、惠及全国的理念，于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担起全国医学院校解剖学师资培训的重担，并专门编写了师资培训教材，为中国的解剖学事业乃至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无私奉献 正谊明道
藏品名称：
颜福庆老校长捐献的早夭双胞胎孙女标本
藏品年代：
20 世纪 40 年代
颜福庆老校长捐献的早夭的双胞胎孙女标本
70 多年前，上医创始人颜福庆的双胞胎孙女不幸夭折，从此她们就安家人体科学馆，静静地沉睡了半个多世纪。一进人体科学馆，由颜福庆老校长捐献的早夭的双胞胎孙女标本处于第一展区最显眼位置，体现了老校长对医学事业的执着和奉献。
颜福庆坚持解剖应是医学院学生的基本课程，但在百余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人体解剖违背伦理道德，虽然政府明令准许医院及医学院解剖尸体，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1920 年，湘雅医学院打破成见，在赈灾义卖的菊花会上，当众解剖尸体，轰动长沙。
创办上海医学院后，颜福庆依然非常重视解剖。据颜福庆的长孙颜志渊回忆：“20世纪 60 年代，祖父经常带我到学校里来。有一次带我参观放置标本的解剖教研室，他指着一个大瓶子里的两个双胞胎婴孩标本说，这是你的两个姐姐……”是什么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前辈压抑自己的丧亲之痛，无私将亲人的遗体捐赠医学？在人体科学馆中展出的另一张照片也许可以解答。这张照片上是 1956 年毛主席在京宴请全国知名人士，点名颜福庆教授坐在自己身边的场景。
颜福庆任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院长期间，曾参照雅礼医院的章程管理医院，即“贫者仍送诊施药，病重者住院免费”。到了 1924 年，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改为“仁术医院”，颜福庆被聘为院长，开始提倡“救济平民疾病”。
当时，长沙疟疾频发。一天，下着瓢泼大雨，一位年轻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背着身患疟疾的妻子求医。女子本患疟疾，再受风寒，危在旦夕。颜福庆见状，急忙扶病人抢救。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病人日见好转，他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毛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名人士时才道出当年那个身形高大、身披蓑衣的青年正是自己，而那位身患疟疾的女子正是其夫人杨开慧。
从心系百姓疾苦到牵挂医学教育事业发展，纵使跨越时间和空间，这位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之父”的老人也依旧值得被人们铭记。临终前，颜福庆留下遗言，希望百年后把遗体捐给学校做解剖，然而这个遗愿在 70 年代并没有实现。颜志渊决定去世后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学校，替爷爷完成遗愿。
上医举行 70 周年校庆之时，东一号楼对面的草地上矗立起颜福庆的全身雕像。2005 年，复旦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枫林校区颜福庆雕像前的东西向道路被命名为“福庆路”。“正谊明道”被铿锵有力地书写在了上医的历史篇章中。
无言良师 传递大爱
藏品名称：
遗体捐献者志愿书
藏品年代：
20 世纪 80—90 年代
遗体捐献者志愿书墙，墙上陈列着12位捐献者生前填写的志愿书
1948 年 5 月 29 日，上海《申报》的一角刊登着当时国立上海医学院王有琪教授的呼吁：“向当时教育部请求医学院解剖用尸体。”当时 35 岁的园林工程师徐益勤看到报道后立刻致函王有琪教授，表示愿意过世后将遗体捐给医学院，并在其随身皮夹内的一张足球门票背面预立遗嘱：“本人不论在何时何地去世，均请通知国立上海医学院领尸，供解剖使用。”在当时“死者为大”时代中，这样破除迷信、自愿捐献的壮举无疑是一声惊雷，而球票背面的文字却成了徐益勤一生的风向标。2015 年 8 月 15 日，年过百岁的徐益勤去世，通过上海市红十字会，这位老人实现了近 70 年前捐献遗体的心愿。
为医学事业捐献遗体的上医职工及亲属的图碑
在人体科学馆里，类似这样的捐献者的感人故事不计其数。不少在医学院工作了一辈子的教师也选择在去世后把遗体无私捐献给学校。在人体科学馆入口处挂着这些捐献者们的图碑：“对曾在我系（解剖系）工作并为医学事业捐献遗体的职工及亲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生前是良师，身后更是无私奉献。
在人体科学馆内有一面遗体捐献者志愿书墙，墙上陈列着 12 位捐献者生前填写的志愿书。捐献者中有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院士，原上海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新四军老战士金乃坚，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谷镜汧，也有普通的工人、学生。“大体老师”的殷切嘱托时刻提醒着医学生们，要敬畏生命、刻苦学习，为消除人间病痛而持续努力。
在志愿书下方，一本本装订好的《感恩·奉献》笔记，记录着学生们自发用图画、诗歌、散文等形式写给“大体老师”的信。
“老师，我要对您说一句‘谢谢’。虽然我们只有短暂的 9 周相处，但这是我医学生涯不能忘怀的 9 周，您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无私和奉献……”这是上医临床医学五年制的一位学生的感谢信。
医学院学生们将遗体称作“大体老师”。一刀一线，学生在他们身上练就娴熟的解剖技艺。曾有位身为教师的捐献者这样说：“宁愿让学生们在我们身上错划 20 刀，也不要他们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
大德无言，大爱无声。这些无声的“老师”以最大的包容让学生们在医学道路上上下求索。在这里，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医学“老师”。“大体老师”用生命诠释着：生命的存在不止一种方式，任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他们对世界的爱将永远传递下去。
人体科学馆内一件件展品的背后，折射的正是医学的温情与敬意，也勉励着一代代医学生，踏入神圣的医学殿堂，需要掌握的不仅是高超的学术知识，还有深厚的人文道德修养，而这正是上医自创办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
